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抓食品安全，必須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批示要求，加強“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食品安全工作，嚴防、嚴管、嚴控食品安全風險。

告別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食品成為一種廣泛交易的商品。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食品貿易不斷發展，生產供應鏈日趨復雜，可能引入風險的環節不斷增加，風險溯源更是難上加難。面對這種風險，全世界主要國家不約而同地致力于建立更加嚴格的監管制度，推動企業、行業協會建立更加完善的產品追溯體系，有的甚至給每頭牛帶上了基因芯片，每袋米都標明生產者和出產田塊。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食品消費規模之巨大、生產經營模式之復雜、飲食習慣之多樣，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加之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結構、明顯的區域差異、嚴重的環境污染等因素影響，我們在食品安全所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若要在普通食品上達到這樣的追溯能力，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此，解決中國食品安全的源頭治理問題，需要更接地氣的思維，需要更有針對性的治理措施。

首先，要綜合治理環境面源污染和點源污染。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優質食用農產品的生產基礎。忽視環境污染問題來討論食品安全是不可行的。眾所周知，當前我國環境污染問題十分突出，工業、采礦、能源、交通、城市排污造成的大氣、水體污染，通過降雨、融雪作用會形成更為廣泛的面源污染，一些地方的企業排污則直接造成嚴重的點源污染。土壤和水體中有毒有害物質會通過農作物富集作用遷移到食用農產品中，造成很難分離和去除的污染。環境因素對食品安全的影響雖說沒有像PM2.5指數那樣直觀，但其危害性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低估的。治理環境污染，已成保障食品安全的當務之急。

第二，要嚴格農業投入品使用管理。種養殖環節投入品的使用會直接影響農產品的品質。當前，我國種植環節的農藥、肥料濫用情況嚴重。我國耕地面積占世界的7%，但農藥和化肥使用的占比遠遠高過這個比例。我國允許使用的農藥超過600種，但很多農藥的使用都缺乏有效的監管，造成蔬菜、水果和糧食中的農藥殘留超標。養殖環節抗菌素、激素等各種獸藥的濫用，也會造成肉制品中的獸藥殘留超標。近年來屢次被查出的瘦肉精問題就是這一問題的典型代表，前不久超市活魚下架的事件，折射出的也是這種風險。農業投入品種類眾多、使用面廣量大，加之在生產供應鏈的上游，對食品安全的影響可謂深遠。因此，從保障食品安全的角度出發，農業投入品的監管毫無疑問應執行最嚴格的標準，實施最嚴厲的處罰和問責。

第三，要嚴格食品生產加工原料控制。新《食品安全法》規定，食品生產者、餐飲服務提供者都應制定并實施原料控制要求，建立進貨查驗記錄制度。這一規定若能得到嚴格執行，會有效識別來自上游環境污染和農業投入品濫用帶來的風險。在此基礎上，通過食品生產、加工、經營各環節嚴密的質量控制和嚴格的成品出廠檢驗制度，會在一定程度上守護好舌尖上的安全。

第四，要高度重視食品相關材料和相關環節的風險引入。所謂全過程監管，不僅要關注從農田到餐桌的食品本身、關注生產加工的主鏈條，也要關心在此過程中諸多并不起眼的因素。比如，預先使用殺蟲劑處理的倉儲用具，使用了殺蟲劑、消毒劑、殺菌劑的養殖場所，各種食品容器、器具及包裝材料，生產加工甚至是銷售環節違法添加的有毒有害非食品物質、濫用的食品添加劑等等，都可能成為風險引入的源頭，成為危害食品安全的隱患。必須將這些因素納入監管視野，有針對性地進行危害分析和關鍵點控制，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一袋奶，一個果，一張餅，任何一樣我們即將入口的食物，誰能說得清它經歷了怎樣的旅程?誰能數得盡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到底有多少風險?但食品藥品監管是一門科學，一門關于風險管理與控制的科學，只要我們不斷總結，不斷改進，一定能發現并消除越來越多的風險源，從而把我們可能承受的風險降低、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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